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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1945》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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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是二战胜利后的1945年的历史。“零年”当然有重新开始的意思,但恐怕“蒙昧”的意味更多。书中所写到的大概都是如今的人类巴不得忘记的事情,譬如在法西斯德国灭亡后,欧洲又一次大规模的种族清洗,其对象包括德意志人和犹太人,虽然后者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作者揭示了一个令我们不能不深思的事实:当时全世界的胜利者(无论是领袖、政府,还是人民)实际上还没有做好关于胜利的理智上的、智慧上的甚至道德上的准备。这是一本必要的、沉重的、重申人类文明底线的书。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许知远

大约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地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俱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书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
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如今,比任何时刻,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翻到其中《香港最后岁月》一章时,正读到这句话。文章写于1990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绪,旧秩序正在退隐,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比如对于香港,他显然不同意这是一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
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上帝的尘埃》(God’s Dust),到90年代的《罪行的报应》(The Wages of Guilt)、《伏尔泰的椰子》(Voltaire’s Coconuts),再到《坏分子》(Bad Elements)与《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The China Lover)……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 S. Naipaul)、保罗·塞罗克斯(Paul Theroux)、珍·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最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行的报应》中的陈述:“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一些时候, 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

……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 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封闭、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因为中国的自我封闭,中国的角色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新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
献给我的父亲 S.L.布鲁玛和友人布莱恩·乌尔库哈特保罗·克利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画的是一个天使,看样子正要从他聚精会神注视的事物旁抽身离去。他凝视前方,嘴巴微张,翅膀打开。这就是人们心目中历史天使的形象。他的脸面向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起尸骸,并将它们抛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场风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无法将它们收拢。风暴无可抗拒地将他推向背对着的未来,而面前的残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九》

长久以来,父亲的故事总有让我困惑不解之处。对于跟他年龄、背景相仿的人来讲,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历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事实上惨绝人寰的故事多了去了,但他的经历着实也够凄惨的。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起他的战争岁月时年龄尚小。跟一些人不同,他并不忌讳重提旧事,即便有些陈年往事再回忆起来只会勾起痛苦。他讲的故事我很爱听,与之相配的还有一些勉强算得上是插图的黑白照片,尺寸很小,夹在一本相册里。我从他书房的一个抽屉里拿到了这本相册,闲来翻翻聊以自乐。照片拍得中规中矩,但在我看来却足够奇特,不禁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有张照片拍摄的是东柏林一座条件原始的劳工营;另一张里,我父亲龇牙咧嘴地扮着鬼脸,毁了本来挺正式的照片;还有一张里有几个文官模样的德国人,身上穿着带纳粹徽章的西装;此外有几张是周日去湖边郊游的留念;最后一张里,一群满头金发的乌克兰女孩笑容可掬地看着镜头。
照片记录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光景。那时跟乌克兰人来往估计是被禁止的,但每每回忆起这些女子,父亲眼里还是会闪动着一丝怀念的神情。他曾经险些死于饥饿和体力透支,饱受害虫摧残的他不得不在一个浸满水的弹坑里解决内急,与此同时,这个“公共厕所”还兼具唯一澡盆的功能。这段苦难史都没有相片为证,但让我困惑的并不是这点,而是后来他返乡后发生的事。
父亲的家在荷兰东部小镇奈梅亨(Nijmegen),镇上居民大多笃信天主教,那里是1944年阿纳姆(Arnhem)战役爆发的地方。经过一番激战,盟军攻占了奈梅亨,阿纳姆则正是那座“遥远的桥”[1]。我祖父1920年代曾作为新教牧师被派驻到那里,负责照顾一小拨门诺派教徒[2]。奈梅亨是个边陲小镇,从父亲家出发,步行就能到达德国。由于德国物价相对便宜,全家人常常会选择去那儿度假,这种习惯到了1937年前后不得不画上句号。纳粹在当地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即使游客也已不堪忍受的地步。有一天,父亲一家在途经“希特勒青年团”的一片训练营时,亲眼目睹了几个小伙子遭到穿制服的青年团的毒打。还有一次,一家人乘船游览莱茵河,我祖父吟诵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赞美莱茵河女神“罗蕾莱”(Lorelei)的一首诗(海涅是犹太人),让同船的德国乘客很是尴尬(他也许是故意为之)。我祖母最终决定,德国是去不成了。三年后,德军大举越过了边境。
即使处于德占期,人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说来有些奇怪,但对于大多数荷兰人,只要他们不是犹太人,日子还是照常过,起码最初一两年都是如此。1941年,我父亲进入乌得勒支(Utrecht)大学攻读法律。如果将来想做律师,有一件事在当时势在必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依旧如此)——加入联谊会这个所谓的学生团体。这是个排他性组织,而且会费很高。尽管我祖父在社会上备受尊重,但单靠他那点做牧师赚来的微薄薪水远不足以支付我父亲的开销,于是一位有钱的舅舅决定出资赞助他的社交活动。
然而,父亲入会那年,学生联谊会已经被德国当局取缔了,理由是担心这是个窝藏抵抗力量的大本营。就在这前不久,凡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都被荷兰的大学开除了。为抗议此举,莱顿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鲁道夫·克莱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演讲前,他在包里备好了牙刷和换洗衣物,以防有人来抓他,他后来也的确被捕了。学生罢课游行,大多数参与者曾是学生联谊会的成员。莱顿大学(Leyden)关门停课。在阿姆斯特丹,德国人出台禁止招募犹太人的规定后,那儿的联谊会就已经被自己人解散了。
但是乌得勒支的大门依旧对外敞开,联谊会也照常活动,只是由地上转到了地下,这意味着欺侮新会员的入会仪式也得在暗中进行。那些在社团里被叫做“胚胎”的大一新生再也不用被强行剃头了,因为这么做会向德国人暴露他们的身份。但是惯例终究是绕不开的,“胚胎们”被人勒令像青蛙一样跳来跳去,不让睡觉,被人当奴隶使唤,在各种满足学长施虐欲和想象力的游戏里受尽羞辱。我父亲跟有同样出身和教养的人一样,没有奋起反抗,而是默默屈从于这种折磨。规矩历来如此(现在也不例外),用施暴者喜欢卖弄的拉丁文说,这是“惯例”(mos)。
到了1943年,年轻人面临一项更加严峻的考验。德国占领军逼迫所有学生在一份效忠宣言上签名,发誓自己绝不会参与任何同第三帝国作对的活动。拒绝签字的后果是被遣送至德国,被迫为纳粹的战争工业效力。同85%的学生一样,父亲拒绝签字,之后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那年晚些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乌得勒支学生抵抗组织寄来的信,号召他返回家乡。这么做的动机至今不甚明朗,写信人要么处于惶恐之中,一时糊涂作出了错误决定,要么本来就是无能透顶。毕竟,这些人只是学生,不是什么久经沙场的游击队战士。于是父亲就跟着祖父来到了火车站,不幸的是,纳粹守株待兔,选在这个时候围捕送去德国做苦工的青壮年。月台两边都被德国警察堵住了去路,家长受到威胁,说如有人胆敢逃跑,账就记在他们头上。因为担心连累自己的父母,父亲只得签了名。这个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但算不上什么英雄事迹,直到今天他依然时不时为此感到困扰。就这样,他和别的小伙子一起被装上车,运到一个脏兮兮的小型集中营。看管他们的荷兰喽啰在党卫队的培训下,学会了一整套野蛮的管理手段。父亲在那儿没待多久,后来辗转至柏林,在一座工厂制造火车使用的制动设备,一直干到战争结束。
这是一段复杂的经历,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只要不主动跟德国人对着干,荷兰学生工人就不必被关进集中营。纵然工厂的工作单调乏味,给敌人干活有失国格,供人睡觉的营房又冷如冰窖,害虫到处乱爬,十分不舒服,但未成想这些不幸遭遇竟然也换来了补偿。父亲记得,当初听过几次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担任指挥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ngler)[3]。
另外,克诺尔(Knorr)制动设备厂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厂里有个叫埃里松(Elisohn)[4]先生的人,长着一头黑发,为人沉默寡言,一看到荷兰学生工人朝他走来,转身就溜。另外一些工人也不太愿意跟人接触,他们有的名叫罗森塔尔(Rosenthal)[5]。过了很久,父亲猜测这家工厂也许在藏匿犹太人。
1943年11月,情势急转直下。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德国首都展开绵延不断的轰炸。到了1944年,英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迎来了新搭档:美国B-17s型轰炸机。但是,真正针对柏林和其居民无休止的地毯式轰炸始于1945年初那几个月,轰炸和随之燃起的熊熊烈焰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美国人和英国人分昼夜轮流出击发动空袭,到了4月,东线苏军的“斯大林管风琴”(Stalin Organs)[6]开始炮击这座城市。
学生们有时会想办法挤进防空洞,或钻进地铁站躲避空袭,反观集中营的囚犯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有时候,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掩体只是一条匆忙挖就的堑壕。据父亲回忆,面对空袭,学生们是既兴奋又害怕。其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轰炸和炮击几乎从不间断,吵得人根本没法睡觉。耳边不时会响起防空警报、爆炸声、人们的尖叫,以及砖块掉落和玻璃碎裂夹杂在一起的噪音。然而,学生们还是为英美两国的轰炸机欢呼叫好,尽管这些飞机轻易就能要了他们的小命,而且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
1945年4月,劳工营已经不能住人了:狂风掀去了屋顶,大火烧坍了墙壁。通过向熟人求助,父亲或许从不那么亲纳粹的新教教会处获得了帮助,在柏林郊外一座别墅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房东太太叫雷恩哈德(Lehnhard),接纳父亲之前已经收留了从柏林市中心废墟里逃难至此的其他难民。他们中间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叫鲁梅林博士(Dr. Rümmelin),是个律师,他妻子是犹太人。丈夫成天担心有人来抓他老婆,于是在屋里藏了把左轮手枪,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夫妻俩死也要死在一起。雷恩哈德太太喜欢唱德语歌,父亲就弹钢琴为她伴奏。用他的话讲,在柏林最后一战的大破坏中,只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到人类社会尚存一丝文明”。
在他去往东柏林工厂上班的路上,父亲穿过一条条满目疮痍的街道,苏德两军曾在这里的屋舍之间展开巷战。他站在波茨坦广场上,看着身前的“斯大林管风琴”发出尖利的嘶鸣声,对着希特勒的总理府一番狂轰滥炸。自打那时起,父亲余生都对爆炸和焰火充满了恐惧。
4月下旬,抑或是5月上旬,雷恩哈德太太的家里来了一群苏联兵。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通常伴随着对妇女的轮奸,且不分老幼。不过这一次暴行没有发生。然而,当苏联士兵从屋内搜出鲁梅林博士的左轮枪后,父亲差点为此丢掉性命。当兵的里面没一个会讲德语或英语的,所以解释手枪由来纯属白费口舌。父亲和鲁梅林博士是屋子里仅有的男丁,苏联人命令他们背靠墙壁,准备枪毙他俩。父亲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他那时已见惯了死亡,轮到自己大限将至,居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决定生与死的重要关头,命运神奇地站到了他们这边。门外来了个会讲英语的苏联军官,听罢鲁梅林博士的解释后决定相信他。枪决被叫停了。
父亲和另一名苏联军官之间也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军官在战前是列宁格勒的高中教师。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通过哼唱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进行沟通。这位名叫瓦伦丁(Valentin)的军官开车载了我父亲一程,把他送到一个接送人的关卡,那里曾是西柏林郊外工薪阶层的居住区,经过战火摧残,现在只剩下一堆瓦砾。父亲得从那儿出发,找到一条通往城东某个战时流离人员收容站的路。在断壁残垣间艰难跋涉的过程中,他遇到一个同行的荷兰人,父亲猜那人要么是勾结纳粹的通敌者,要么是原党卫队军人。因为连续几周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父亲举步维艰。
还没走多远,他就摔倒了。形迹可疑的同伴拖着他走进一栋破损的楼房,跨过几级楼梯,来到一户人家家里。房主是这个男人的相好,是个德国妓女。之后的事情父亲记不太清了;他多数时候大概全无知觉。这个妓女救了他一命,经过她的悉心照料,父亲恢复了精力,成功地抵达了流离人员收容站。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千来号人,他们国籍不同,有些还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所有人只能从一个水龙头里取水用。
六个月后,父亲回到了荷兰。因为战时的饥饿,照片里的他依旧显得身材浮肿。他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装,裤子上还有尿渍,这套行头有可能是美国门诺派慈善组织送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总之,尽管体型有些虚胖,肤色苍白,但照片里的他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四周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大家高举啤酒杯,嘴巴张开,看样子在欢呼,或者高唱学生歌曲。
父亲重返乌得勒支联谊会应该是在1945年9月,他那时22岁。因为战时入会是悄悄进行的,团体元老们决定重启种种整人仪式。父亲记不清是否被迫学过蛙跳,是否曾被撞得东倒西歪。这些待遇更多是用来“招待”初来乍到的新生,一些人也许刚刚脱离集中营,且条件要比我父亲待过的恶劣得多。当中估计也有犹太学生,他们曾躲在别人家的地板下,一躲就是数年。勇敢的异教徒救命恩人挺身而出,不惜冒生命危险庇护他们。然而,我父亲不记得有谁对这些历史感到难堪;没人对生平故事感兴趣,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往往都不堪回首。作为迎接新人入会的一个环节,“胚胎们”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关进狭小的地窖里(后来的联谊会圈子管这个游戏叫“玩转达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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