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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传: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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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一生所追求的
褚时健
出一本写我的书,并非我的需要。一个人活到这个岁数,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对于述说已经没有了兴趣。
当玉溪卷烟厂厂长的时候,有人写过。那时是那时的环境,也许作者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我有值得写的东西。时过境迁,我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也就是人们说的“跌到了谷底”。再次成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是在我成为一个果农,种出了好吃的果子的时候。所谓的“触底反弹”,使得很多人表示出对我人生的兴趣,出一本关于我的书,好像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出版公司的编辑找到我时,我并不积极。我老伴甚至问:“你们出这本书,我们要不要出钱?”不是小气,而是认为自己出钱写自己,这种事情我们不做。
由燕云写这本书,我有我的考虑,因为彼此认识多年,有一些事情,燕云还和我们一起经历过,对我和我的家庭比较熟悉,对我们所面对的种种波折和我们最后的收获有一种理解。写这种东西不是赶时髦,不是抓商机,他们是想对我的人生和实践有更好的总结,想从里面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要说我一生的追求,我想很简单,不管是给国家干还是为自己干,我都有一个不变的追求:沾着手的事情就要干好。大事小事都一样。我有过失败,有过教训,能走到今天,还是个性使然。我这个人的性情就是不服输,用句时髦的话说:看重自我价值的证明。我希望对我的家乡、对我的民族、对我的国家做点好事,我们这一代人,逃不掉的有一种大的责任感。干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追求。
我这个人不习惯讲什么大道理,我对人生的体会就是自己走过的路。一个人的经历,他的情感、荣誉、挫折,包括他的错误,都属于这条路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经历是一笔财富。但一个被经历压倒的人,是无法得到这笔财富的。
2013年我85岁生日的时候,我对大家说,我和老伴都是属牛的。其实我们并不属牛,只是有牛的性情。也就是说,我一辈子都要干事情,任何境况下,我都要有所作为。只要活着,就要干事,只要有事可做,生命就有意义。
我的一生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我不谈什么后悔、无悔,也没有必要向谁去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人要对自己负责任,只要自己不想趴下,别人是无法让你趴下的。小先问过我:“你对自己的人生如何评价?”我说:“这要由别人来讲,由后人来讲,自己不好说。”对我来说,过去的就过去了,过好今后的日子,干好最后的事情,这是我现在想的事情。
我说,写我不要编故事,不要讲大道理,求真求实最好。我不是什么天才,也不唱高调,一世为人,我追求完美和卓越,遵循实事求是。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我的人生还真的有些可以总结的东西。
2014年7月
前言 见证风雨的二十年
先燕云
写褚时健是我这一生无法逃避的责任。
这种意识最早出现在1991年。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红塔山笔会的成员,在玉溪卷烟厂这个当时蜚声海外的明星企业盘桓了半月。笔会结束之后,送走了北京来的一批知名作家,我返回玉溪卷烟厂,完成冯牧团长交代的任务,给5月1日出刊的《中国作家》写一篇一万三千字的报告文学,这时已是4月24日。两天的采访,褚时健和他的家人第一次带我进入了他们的人生。当时昆玉高速正在建设当中,昆明到玉溪需要大半天,刨除来回的时间,我只有两天用来写作。4月29日,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颁奖会之前,我在玉溪卷烟厂昆明办事处把我连夜赶出的稿件交给了他。我不能确定他对我的文稿是否认可,因为他一直是以企业家的形象面对媒体,从不谈及个人情感经历和家庭,而我的文章标题叫《太阳般的汉子——褚时健的情感生活》。
借他与别人谈工作的时间,他的夫人马静芬先看了文章。褚时健拿着文章进里屋以后,马静芬看着我,眼神里透着担心:“文章是好文章,只怕通过有点难。”这是她第二次对我说这话。4月23日晚,我在采访褚时健前夜,先拜访了她和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她对我说:“你要写的东西难,到目前为止,连我都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
在期待和担忧中,褚时健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稿件,一手拿着眼镜问我:“你多大了?”见我愣怔,他补了一句:“我不知道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懂得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就算是忘年交了。”
我当时无法预知,这句话让我见证了他此后二十年的风雨人生。
1996年4月4日,我为他写下了最后一篇报道《关索坝为证》。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狂舞的春风中,我们站在关索坝桥头,整个新厂区就在我们眼前。
它太美丽,下午的阳光下发出纯净的白光和蓝光,让人不忍移目。巨大的欧式厂房、圆柱形的办公大楼和横卧一侧的科技大楼,以它们的庄重严谨气派,一笔抹去了关索坝千年来的历史遗痕。还是那片青山,还是那些白云,簇拥着的却是世界最大的卷烟生产企业。
此刻,站在斜拉桥前凝视远方的企业界巨子褚时健,他心头涌起的是豪情,是欣慰,还是依恋。
关索坝对于他到底是什么,我们难以说清。
还是这一年。夏末,陪他去玉溪乡下龙潭钓鱼,我写下散文《一山一水一钓翁》:
……从认识他起,他丰富的人生就成了我探寻的目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可模仿的人生。他经历的起起落落,足以让脆弱的人生死几个轮回。我在了解的同时,有了隐隐的忧虑。我对他直言:“你的人生注定是一个悲剧。”他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的深处有一丝苍凉、一丝感伤。
和我们同来龙潭钓鱼的人都有收获,他没有。或许他没打算有。
在1996与1997年交会的时候,我们一行人被软禁在边陲小城河口,望着窗外青葱的树影,想起自己以文工团员的身份、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数次光临这里的经历,感慨间写下了杂记《那那边》:思虑在屋子的四壁间穿梭、反弹、交错,脑子里出现了裸裸的那首歌,那那边是什么,天苍苍、地荒荒——那么,等着他的是什么?
就是在河口宾馆他的那个房间告别的时候,他说:“拖累你了,小先,我早就有这个意思,想认你当我的女儿,映群也同意,现在这种情况……”我告诉他:“下次见到你,我会叫你爸爸。”
这个“下次”是在两年之后,我到云南省第二监狱去探望他。我当时的一声“爸爸”,让他的眼里泛起了泪花。
时间走到了2013年。这十多年间,我们多次谈到了传记的写作。时光改变的不仅仅是命运,还有心态、认知。从当初的不敢触碰,到后来的坦然面对,从当初的坠落深渊到人生的触底反弹,到达了人们口中的“第二次辉煌”,我们终于可以平静地面对所有的经历。这时候,也许才是写这本书的最好时机。
感谢博集天卷的年轻编辑毛闽峰和陈江,他们在两下玉溪采访的过程中,对褚时健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对这本书的写作有了一种与猎奇和炒作不同的真诚态度,最终让我决定开始本书的写作。
感谢律师马军,在过往的二十年中,他和我们有过很多次命运的交集碰撞,并为本书提供了帮助。
感谢褚时健用自己波澜起伏的人生,成就了本书的龙骨,还要感谢他二十年持之以恒的信任,为本书签下了独家授权书。
2014年8月
1928-1979:燃烧年代
少年时,他抓过鱼、烤过酒、种过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青年时,当过自救队指导员、征粮组组长、区长,他不畏艰难、奋勇争先,为理想燃烧;中年时,他是农场副场长、糖厂副厂长,创造了无数奇迹。
滇越铁路上的蒸汽机车把他带到了昆明求学,遇见了开阔视野、启迪一生的导师先驱;在战场上,他是代号“黑猫”的情报员、神枪手;当时代的列车把他送进哀牢山时,磨炼的是他的身体与意志,激发出的是他无尽的创造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是褚时健,生于1928年农历新年第一天,是属“牛”的龙子。
第一章 故乡的记忆
“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所以,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从投入到产出,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褚时健不是一个喜欢忆旧的人,“一直往前走”成为他人生各个时期的行为准则。人生进入80岁之后,同辈人所剩寥寥,当年事渐行渐远,他的兄弟姐妹逐一离去,褚家到他这一辈,再也没有能和他回忆当年的人了,故乡也就淡出了他的视线。只有谈及他一生对山水土地的钟情或探讨他性格特征的成因时,他的眼中才会现出故乡的山川风貌、父老乡亲……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有山村,名矣则
原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禄丰乡的矣则村是褚时健的故乡。这里地处南盘江流域,依山傍水,却不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
南盘江是珠江的正源,自古以来就是云贵通往两广的必经水路。据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沿牂牁江通夜郎,说服夜郎侯多同附于汉,在今盘江流域置夜郎县,后置牂牁郡。《御批通鉴辑览》注云:“古牂牁江即今南盘江。”
村后的那座山高而苍凉,如红土高原上常见的峰峦一样,山脊裸露。南盘江从村前流过,江边巨石堆积。湍急的水流打在石头上,激起一串串银白的“花束”飞散在半空。粗犷蛮荒的山野,桀骜不驯的激流,这个名叫矣则的山村似乎藏着某种张扬而严峻的力量。
褚家大院的房屋就在村里的高台地上。在这个相对贫穷的山村里,这座青瓦四合院显得颇有气派。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当过乡长和团总,人称“褚监生”,看来曾捐过功名。褚家不是矣则的原住民,他们在这个江边山村居住的历史,到褚发珍时不过两代。关于家族的来历,褚时健曾说过:“我们的祖先来自河南,清咸丰年间因屯垦戍边来到云南,不是当地的土著。”
不过,褚发珍的妻子的确是彝族人,她的老家就在南盘江边弥勒县的西山上。祖先的族别在云南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间通婚在很多地方是很常见的事情,通婚也造就了民族血脉的交融,使得汉、彝两族在长相上颇有几分相近。
褚发珍的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儿子:老大褚开学,老二褚开科,老三褚开运,另外还有一个女儿。
在褚时健的记忆里,他的大伯褚开学是个蛮有威仪的乡绅。褚开学在华宁县青龙区1当过区长,因为家境富裕,后搬离矣则,迁到禄丰村车站住了。二伯褚开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姑姑招了上门女婿单独过,也是种地为生。他的父亲褚开运则是个不安分的人,常年在外头跑买卖,主要经营个旧锡矿坑道里用的原木、炼矿时用的木炭,算是个木材商。他家门外就是滇越铁路2,从各地收来的木材就靠这条铁路运往个旧。铁路运输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营生,可搁在当时的云南,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属牛”的龙:褚时健出生了
褚时健出生时,他大伯的儿子褚时俊已经五岁,二伯的儿子褚时仁也已经可以满地疯跑、撒尿和泥了。褚开运的妻子褚王氏之前已经生过两个儿子,不想孩子到了两三岁就不幸夭折了。因此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让父母既期待又担忧。
农历年的大年三十,褚家没法儿安生过年,褚王氏临盆了。从褚王氏怀孕开始,褚开运夫妇就离开了老屋,在江边一处小院里居住,这么做据说是为了避开前两个儿子的夭折造成的阴影。褚开运在兔年和龙年交错的时候等待了半宿,终于在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时,听到了孩子呱呱坠地时响亮的哭声。这个赶在龙年头上出生的孩子,是个又黑又胖的大小子。从老屋赶来看望的爷爷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给孙子起了个小名叫“石柱”。
关于出生日期,笔者曾多次向褚时健本人求证,因为他的履历表上写的是1928年3月1日。褚时健的解释是,出生时辰讲的是农历,他一直没搞清对应的是公历的哪一天,参加革命队伍时就随便填了3月1日。日后有人查了万年历和褚家的家谱,确定这一天是公历1928年1月23日。其实在褚时健看来,出生日期没那么重要。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光芒四射的时候,有人就用“龙”这个属相说事儿;可当他出了事儿之后,又有人用这个生日说事儿,他听到种种议论,淡然处之。他曾经问过笔者:“你相信这些吗?我不大信,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在85岁生日时,褚时健选择和80岁的老伴一起过生日。他在生日聚会上高声说:“我和老伴,我们两个都是属牛的,一辈子都要劳动,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实际上,褚时健属大龙,马静芬则属鸡。
说起矣则,褚时健感慨:“我们这个村不是个大村子,当时只有十来户,就是到现在,也只有三四十户,从来都不昌盛。有山有水,土地却不多,村里有几百亩山地,水上不去,还是靠天吃饭,穷得很。我这些年有条件了,每年都要给村里十多万元,一直在帮他们。现在我们村有个不错的村委会主任,大家信任他,连任四届。他有心要改变矣则的面貌,我也有这个心意。我出了300多万元,帮他们修水管,引水上山,改变了土地缺水的状况,大家的日子好过了一些。现在云南省在搞‘最美乡村’,我也在想办法。我和村主任商量,全村39户人家,全部盖新房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把老屋改造一下,土墙变砖墙,老屋架还可以用,房梁还是重新搞。我离开故乡都70年了,矣则还是穷,不变怎么行?”
滇越铁路从褚家老屋后通过。
褚时健那时还被人唤作石柱。他和父亲长得像,肤色黝黑,浓眉下那双眼睛也是又亮又黑。石柱每天都伴着江水的哗哗声入睡,随着火车的汽笛声醒来。这两样东西陪伴着矣则这个小小的村落,也丰富了小石柱天真的童年。
石柱三岁那年,弟弟褚时候出生了。1934年,家里又添了人口,这次是个女儿。不久,褚王氏又生了一个儿子。褚开运有了一个六口之家。
守着一条江,江水就成了石柱最初的玩伴。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人教他游泳,江水就是他的老师,三四岁时,他已经和村里的小伙伴在江水里玩耍了。到了五六岁时,他能独自在江水中上下翻腾,像鱼一般自由自在。玩累了爬上岸,趴在江边的大石头上晒太阳。河谷里的太阳又毒又辣,背上的皮晒爆了一层又一层。阳光的颜色就这样一点点渗进了他的皮肤,让他的肤色在黝黑里透出了光亮。他后来回忆:“我们上面那一代,我大伯父黑,但他的儿子不黑;我像父亲,但我比他黑;伯父家的两个儿子和我一起玩,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晒,晒得一年比一年黑。可以说,全村就数我们三兄弟最黑了。”与水为伴,石柱学会了另一项本事——抓鱼。起先是抓江边石缝里的小鱼,然后是巴掌长的鱼,再后来收获的就是游动在江中的尺把长的大鱼。抓鱼的方法也层出不穷,用手摸、用脚探、用树枝做的矛叉。到了六七岁时,石柱在水下摸鱼的本事就在小村里出了名。一直到几十年后,家乡的老者回忆起来,仍觉得石柱摸鱼的本事,哪怕是六七十年后,也没人能比得上。石柱摸到的鱼到底有多少,他自己没称过,但母亲知道。母亲从不担心儿子在水中的安全,她的儿子从小就没给家里添过麻烦,是个少见的“做事有谱气3”的孩子。一直到做鱼需要的油和作料都没有了,她才对儿子说:“你不要再拿鱼了,没有油,咯是干吃呷(你不要再抓鱼了,没有油,只能干吃了)。”对母亲这种分不出是褒奖还是批评的话,石柱听了只是笑笑,抓鱼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乐事,他忍不住。多年以后,他被发配在红光劳改农场,抓鱼这项技能帮他和家人度过了难挨的饥荒。
蒸汽机车与铁皮盒子
陪伴他童年的另一个玩伴,就是那条滇越铁路。铁路不光是父亲挣钱养家需要的交通渠道,也是开启他懵懂心智的老师。
“这条铁路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对工业产品的最初印象、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想来都和它有关系。我们村按说属于华宁县,但我的中学就是坐火车到昆明去上的,应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昆明还更熟悉些,这都是因为铁路。”
这条从云南省会昆明开往越南海防的铁路,修建于20世纪初。当时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在东南亚明争暗斗,云南与越、老、缅三国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之云南资源丰富,交通闭塞,在云南修建一条陆路通道,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1898年,法国公使吕班照会清政府,以干涉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要求清政府允许法国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会修筑铁路。那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很难对列强提出的要求说“不”,只能在照会上答复“可允照办”,于是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
1901年,滇越铁路的越南段从海防经河内到老街的389千米路段开始修建。1903年,从河口沿南溪河北上,经碧色寨、开远、宜良、呈贡至昆明的466千米云南段也开始施工,整个工期历时七年。人们用“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这样的话,来形容这条铁路修造的艰辛程度,就连当时的云南地方官员都说“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当时的西方媒体将它与1859年开凿的苏伊士运河、1914年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并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
1910年(清宣统二年)3月31日,一辆黑色的蒸汽机车徐徐开进了昆明,车头上插着鲜艳的法国三色旗。据说,当这种钢铁动物轰隆隆驶进火车站时,围观的百姓充满了好奇与不安,胆小的人被汽笛声吓得四处逃散。云贵总督李经羲有这样的诗句:“耳畔才闻汽笛鸣,列车已出千里路。”可见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带给云南人民的震撼。百年之后客观来看,滇越铁路把一个闭塞的中国内陆省份一下子拉到大海边,铁路的建成让云南人领略了现代物质文明,同时也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催生了社会观念的变革。
围绕这条铁路发生的种种风云变幻,山村少年无从知晓,但铁路就从家门口经过,这是石柱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长长延伸的铁轨,隆隆驶过的火车,给石柱带来了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引发了他的各种猜想。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外面的世界就是修建这条铁路的法国人过的那种生活。
1932年,一列法制米西林小型豪华旅行客车出现在这条路上。这列车采用铝合金做车厢壳体,车长20米,分主车与挂车,主车内有19张皮沙发软座,带有西餐厅和抽水马桶卫生间,挂车为行李车,车型为鲸鱼状流线型,以飞机引擎为发动机,功率117.6千瓦,大大超过蒸汽发动机,从昆明到海防港只需一天时间。这列与众不同的火车让铁路边的山村孩子们大开眼界,他们常常在旅行客车经过的时候聚在路边看着它驶过。有时候,客车车厢吹起的窗帘下会露出乘客的脸,那些影影绰绰的面容分明透着一种神秘。偶尔,他们也会从窗口扔出一只饼干桶抑或糖盒。小伙伴们就一拥而上跑去捡,谁跑得快谁就能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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