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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现代中国-台版无删减》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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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
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外于动荡与悲剧。仿佛在人心深处残酷劣根性和施暴的能力永无魇足之日,是故没有任何社会能达致完美的静谧。然而,在每一个国度,人又往往表现出对美的爱好、对知识探究的炽热之情、儒雅、丰美的感性,对正义的渴望,凡此皆照见幽暗,让世界充满光华。人须常宵旰勉行,以认识这个世界,以期免受此世摧残,更有效率地去构筑这个世界,以使子孙得免于饥饿、恐惧所苦。
中国历史的丰饶与陌生与其他国家无异,而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竞逐稀有资源、进行贸易往来、扩展知识之时,其命运也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长久以来,西方人莫不对中国感到茫然,纵然物换星移,时值今日,中、西之间仍因语言、习惯与态度的隔阂而产生嫌隙龃龉。现今,中国人口逾十亿,所承受的内在压力我们仅能揣度;中国政治的剧烈摆荡,中国文化氛围的跌宕起伏。中国经济的蹒跚踉跄,在笑脸迎人的背后总是潜滋暗藏对外来影响力的敌意,以上诸多因素往往让我们如坠五里云雾,而不察中国的真实本质。
了解中国并无终南捷径,一如并无方便之门去认识其他异质的文化,甚至了解我们自身。但中国的故事总是令人心往神驰,且足堪我们借鉴,据此,这样的企图总是值得去尝试。本书用意在于,欲认识今日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其过去;然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应将追索的时间纵轴回溯至何时仍值得深究。中国历史渊远流长;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像中国般纵贯历史近四千年而活力依旧绵延不绝,并且不惮其烦地记录下所作所为的每个细节。因此,我们可以从任一切入点钻进这个历史记录之中,找到种种事件、典范人物,和文化氛围,并以萦绕脑海、挥之不去的方式与现今呼应。
我的叙事起自一六○○年,因为我认为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启始,才能认清中国当前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藉由把这一故事命名为《追寻现代中国》,我个人衷心盼望能够彰显以下几点旨趣。
一,不管是统治者或是臧否统治者的中国批判者,他们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各自依循不同的取径,试图建构行之有效的方针来强化边境的防务,理顺官僚机制的运行,免于外人干预而善用自身的天然禀赋,焠炼必要而严谨的知识工具用以权衡政治行动的效率和道德性。
二,尽管不必然步上西方强权或日本的发展“轨迹”,中国总是以强而有力的方式去适应它、扭转它,即使是在适应与扭转的过程中仍奋力维系若干恒定的价值观。在此,我所剖析的泰半历史,无不充塞为了追求进步向展开的瓦解与巩固、革命与演化、征服与运动的交叠循环。
三,本书叙述的是寻寻觅觅的过程,而非寻索的结果。我能理解,一个“现代的”(modern)国家既是融汇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念。倘若我们能以这种开放的胸襟来使用“现代”这个概念,我们应不难察觉这个概念的涵意是随着人类生活的开展而时时刻刻处在递嬗之中,因此不能就此把“现代”的底蕴归隶于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而将过去托付给“传统”(traditional),把未来寄望于“后现代”(postmodern)。我个人倾向认为,到了公元一六○○年,已存在具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都算不上是现代国家,在二十世纪末亦然。
四,我把“追寻”现代中国看成正在进展的行动,我希望以此为焦点可以厘清中国当前的状况,可以从历史得到启示。中共政府当然能理有所据地声称手中握有革命的印信。但中共政府的官僚机制依旧是一个庞然大物,其领导人仍以超绝真理之名坚持其权力,约制人民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远大抱负。这亦与十七世纪晚明、清初的国家面貌并无二致。在与外界的关系方面,中国同样有权宣称她在开创自己的路。然而试图援引外国先进技术解决自身的迫切问题,但又希图避免人民受到腐化流风的濡染,这仍是十九世纪一再俯瞰眺望的探险之域。在单一政治体之内统治十亿公民无疑是史无前例。然在十八世纪时期,中国的人口压力即已告尖锐化;人口成长对土地、经济、治理民间社会所形成的压力自那时就可看得很清楚。
当然,还可以从其他不同的侧面来呈现过去。藉以禁锢女性低落社会、经济地位的风俗习惯,用来灌输子女世代分际与责任概念以形成某种行为模式的教育方法,家庭作为一种组织单位所散发出的力量,地方社群里若干人士得以撷取权力、甚至滥用权力的能力,一六○○年之后的中国皆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上述社会、文化等面向。在艺术与文学领域上的美学志趣和语言创新,行政结构、流程的钜细靡遗,均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容颜,且至今犹存。
藉着以十六世纪末作为叙述的起点,也可达致另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寻常百姓在恶劣、甚至濒临绝望的环境中,自己掌握命运,投身对抗国家力量的次数有多么频繁。我们可以认识到,一六四四年,复于一九一一年,再于一九四九年,对现况绝望,以及缅怀夙昔的情怀和怀抱未来希望的赤忱是如何彼此融汇,又是如何粉碎既存的秩序,开启了一条通往新时代的不确定道路。倚仗有关中国过去奋斗的历史知识,我们便能更深切体会中国内部面对彼此扞格的力量,以及中国最终能否在这现代世界中索求一席之地的机会。
第二版序
《追寻现代中国》第一版完稿之时,适值中国政府如火如荼展开镇压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事后观之,这些事件在我心里正凸显了中国人在对抗国家所发出的声音,而变革的契机似乎是如此渺茫。过了九年,我完成了第二版,此时中国与世界的局势又大不相同。应为八九年暴力镇压负最大责任的邓小平已于一九九七年初殁故;邓小平的马前卒、持强硬路线的总理李鹏,也于一九九八年初卸下总理职位。苏联瓦解成十几个宪政共和国,由几个东欧国家所形成的苏联附庸国亦各自步上不同的发展途径。八九年最杰出的学生领袖现已出狱,流亡美国,一如为七八年民主经验代言的魏京生。
中国政府藉着否认了这两场运动的重要性,而与这两场运动的幽灵相安共处。更何况,整个国家把全副心力放在国内经济成长和参与国际金融所萌生的挑战、回绩和混沌不明。这些重要的变革让人权人士──不管是在国内、流亡在外或外国人──难以持续经营中共领导阶层拒采代议政治并骚扰异议分子等重要议题。随着香港于一九九七年夏天安然回归中国,台湾已经更引人注目:中国的对港政策成为吁衡未来经济整合模式的砝码。
在这九年间,我们对于中国过去的知识也大为增加。中国境内丰富的考古发现,扭转了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社会以及早期统治理论的见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数领域中,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亦深刻改变了我们昔日的所思所知。
我为了把这些新发现纳入第二版,不得不必须修正许多旧看法,引进新的观点。有关清朝部分,举其大者有:十八世纪清朝皇帝把自己变为亚洲中心统治者的途径;自十八世纪末以降,秘密会社在不同阶段挑战国家时所扮演的主导角色;清代女性读写能力与受教育的特质,这样的特质可用来形塑女性在当时奴从政治的图像;中国民族主义自晚清发展以来的各种类型,以及新形态的印刷媒介对于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
对于中华民国这个阶段(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也必须重新思考论题的剪裁: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尤其是他们与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唯意志论(voluntarism)思想的关联性;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他们的人生进程与求生存的策略:中国城市商业、社会生活的特质,以及在诠释、彰显现代性时,城市所展现的转变模式;毛泽东透过操纵历史评价和高压手段,以塑造其英雄形象;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党员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分子的地下斗争。
至于一九四九年以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我们可以注意:最近解密档案所披露有关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和一九五○年韩战爆发时毛泽东与史达林两人的关系;可以被视为是逐步引向一九五七年大跃进运动之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开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心理动机;邓小平领导下经济弹性政策的渐进发展;共产党政府所公布的农业政策与农民本身自发性创新之间的关联性;二十年来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发展。
我尽量把这些新发现融入第二版之中,并增补新的一章,来涵盖自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这段时期。为了控制第二版的篇幅,我做了许多割舍,少则略微剪裁,若我觉得可以删减,多则一页,甚至一整节。其结果,新版不仅内容更新,分量也较第一版为轻。此外,为使本书更容易阅读,我在新版中先引入基本的经济和人口分析,改变论述国民党和共产党那几章的架构,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各种外交政策的议题,并重新安排节次,来呈现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过渡。
若干第一版的读者和评论家希望能依论题或概念的序列、而不是依循年代的顺序来组织本书的内容,也希望本书能更为关注广泛性的社会趋势以及各个政治中心以外地区的经验。他们也企盼拙着能多重视时下流行的各种西方理论,像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底层研究(suba studies) ,以及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学派繁衍出的各种支系。对于这些建议,我还是不改初衷。毕竟,教历史的老师和学历史的学生在探究事情何以发生之前,必须先知道事情是何时发生。中国社会内部酝酿的各种力量当然会影响领导人或接班人的观念和生活,外国强权加诸中国的力量或观念也会有所影响。不过我还是认为,以这种历史导论的方式,立足中心往外看待这种种冲击,是最为恰当的。若是强依理论准则来筛选、组合历史材料、虽然有些读者会蒙其利,但却会让别的读者迷惑、窒碍不前;从当前西方文化世界的性质来看,今天流行的理论不久也可能弃之如敝屉。
所以,在新版本的架构,中心像是一面透镜,读者可以之来观照中国人经验的大千世界。读者若想对个别章节有更清楚的了解,可参考(英文版)附录的进阶书目。中国欲在惊涛骇浪中探索她在这个世界的定位,一九八九年是如此,一九九八年也仍是如此。我期盼,新版的《追寻现代中国》将能引领新的读者以同理心、以及对中国人觉得迫在眉睫的议题有所认识,来跟随中国人的探索。
推荐序一 许伴云(中央研究院院士)
史景迁先生是中国研究的高手。在美国的汉学家中,他以文笔优美、叙事清楚著称。他原籍英国,受过英国教育的经典训练,因此语文根柢深厚,落笔文采斐然,不是一般美国学者能望其项背。史氏更令人钦佩之处,则是其洞察的史识,是以他能由一个焦点透视一连串的变化。他的早期著作,有一本是以清代一个民妇的生死当着眼处,铺陈清代的社会与文化。他的《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其实是从天安门的学生运动,上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志业与活动。
史氏也擅长于由个别历史人物作为焦点,上下左右,论述其时代的变化及诸于文化与社会因素交织为一时风流人物,他曾经描述康熙、洪秀全、毛泽东的生平,及其出现的背景、因素。在他的笔下,有宏观的历史大框架、历史人物的行为与性格,于是历史是活生生的人生,而不是干燥的排比史事。
史景迁先生是西方文化孕育的汉学家。由于他有西方文化的修养及知识,他在观察中国的历史时,也会将西方的角度编织于中国的变化中。他有一本名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即介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评价及不同时代人物对中国的爱憎与褒贬。史氏对于利玛窦及在华耶稣会士的研究更是兼具从中国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找出一层一层的折射与映照,其中有过滤,也有选择,甚至有误解,以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词汇来说,他的研究正是将文化交流所发生的discourse,一层又一层地揭开─这一工作,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彰显历史发展的过程。
有了这些专着的研究工作为基础,史景迁先生才能写成这一本中国寻索“现代”的历史。本书分为五个大段落;在每一个段落,史氏都十分注意当代人物的思想背景及思维的方式。例如,为了处理中国近代的几次革命,他花了不少笔墨讨论达尔文生物演化论,以及这一理论与社会进化论之问互为影响的过程。于是掌握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持“进步”的理念,在政治方面给予社会主义成长的温床。
不过,史氏并不只以思想与文化为其主题,在近代的几个分段,他都分别提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数,既作当时情形的说明,也提供时间轴线上可为比较的尺度。例如,从清末洋务运动的业绩,南京时代的十年建设,中共建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以至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合在一起看,读者可有清楚的数据,观知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途径及其整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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