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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的浮力》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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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按了。虽然对讲机设为静音,还是能察觉有人按下门铃。不过,或许是我的错觉。这一年来,粗鲁的拜访、失礼的电话及自以为是的善意讯息不断涌入家中,我们变得非常敏感。
客厅门边的监视荧幕上,肯定映着站在对讲机前的人,八成是记者。
刚刚从二楼寝室旁的窗户往外窥望,大门前聚集几个扛着摄影机的男人和记者。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随时会下雨,那些人却守在没屋檐的地方,甚至自备雨衣。一年前,媒体穷追不舍带来莫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我一看见人影便会恶心胃痛,如今我习惯许多。胸口虽然有股遭受挤压的紧张感,但厌恶情绪减轻不少。媒体的关注降温也是原因之一吧。案发后,我光是碰触窗帘,楼下众人便会一阵骚动,迅速举起摄影机。现在气氛没那么剑拔弩张,电视台播报员还会跟其他播报员闲聊。原本唯恐遭人抢先一步的记者,像是吱吱喳喳来参观的游客。
二十三岁时,我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至今执笔超过十多个年头。凭借踏实地描绘活跃于十八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家一生的中篇小说(现下看来也只有「踏实」一个优点),我拿到知名度颇高的文学奖,获得许多与出版业人士合作的机会。不仅如此,我常在电视节目中亮相,跟电视台的人也有些交情,可惜,这些对把我当成猎物的记者及摄影师发挥不了作用。他们与我的认知差距太大,我根本手足无措。跟我合作过的文艺编辑或电视台员工,或多或少都对小说抱持兴趣。然而,追逐案件的记者完全不一样。文艺编辑若是「房车」,专门追逐案件的周刊杂志记者和播报员便是「跑车」。他们只有一个存在目的,就是「比其他人更早抵达终点,炒热观众的情绪」,房车根本不是对手。他们擅长挖掘案件,引发社会大众的好奇心。
不过,这一年来,我对电视台、报社及周刊杂志记者的刻板印象有些改变,不再像以往那般深恶痛绝。因为我学到一件事,就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同样是「追逐新闻的媒体工作者」,还是有许多差异。听起来理所当然,我却是最近才体会到这一点。举例来说,请求采访的记者中,有些人对「采访失去独生女的双亲」毫无罪恶感,而他们的理由又各自不同。有些人秉持「只要有助于破案,不惜在受害家属伤口撒盐」的信念;有些人嫉恶如仇,以致忽略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有些人根本不在乎案件背后的意义,只是尽职地完成工作;有些人满脑子想抢独家报导,为前程铺路;有些人纯粹是好奇心旺盛。这些人往往无视我哀恸的表情,振振有词道:「山野边先生,您身为作家,又常上电视,相当于公众人物。既然如此,就得有接受采访的觉悟,毕竟民众有知的权利。何况,您的一句话,或许将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他们不是刻意为难我,而是依各自的理念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初次处理这样的工作。对于「强迫陷入悲伤的公众人物发表言论」,他们经验丰富。
相较之下,我和妻子美树如同刚入行的菜鸟。我们初次体会失去女儿的痛苦,仿佛连皮肤内侧都暴露在外,承受丧失感的煎熬。我们夫妇与媒体对抗,简直像刚学相扑的新力士与身经百战的横纲交手。
面对媒体压倒性的攻势,我们拼命打起精神应付。
有一次,一名长期守在家门外的记者忽然拿东西扔窗户。对方虎背熊腰,我们以为他扔的是石头,但感觉不像。不知他扔到第几遍时,我决定打开窗户瞧个究竟。记者拍下我俯身捡拾的动作,我强忍不快,仔细一看,原来是白色的小糕饼,包装纸上印着「菜摘糕饼」的字样,我顿时怒火中烧。我女儿的名字正是「菜摘」,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方居然将印着她名字的食物扔向我家窗户,遇上这种情况谁能保持冷静?于是,我对着窗外破口大骂。
那记者毫无愧疚之意,反而大声报出杂志名及他的姓名,接着喊道:「请接受采访!」对方不断打手机骚扰我,由于我不理不睬,他便想出这样的手段。我咬紧牙关,压下想跑出去对他拳打脚踢的冲动。
「那是我老家附近糕饼店卖的点心,味道非常棒。经营糕饼店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每天从早忙到晚。」然后,对方忽然唱起:「美味又好吃,菜摘的糕饼,快来尝一口!」不晓得是不是糕饼店的宣传歌。唱完,他哈哈大笑。
他以为这么做我就会接受采访?我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将他的手机号码设为拒接黑名单。他是我第一个封锁的对象。
当然,并非所有记者都和他一样。有的记者打从心底表现出「为何我得将麦克风对着一个女儿惨遭杀害的父亲」的痛苦矛盾。有的记者在离去前,一脸哀伤地说:「您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该受到这种对待。」有的记者不仅温言安慰我妻子,还劝其他同业别再缠着我们不放。
默剧演员卓别林认为,所谓的「媒体」是「名为群众的无头怪物」。其实,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与理念,价值观也大相径庭。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曾后悔自己成为作家。我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若非作家身分,我不会遭受如此肆无忌惮的采访攻势。事态演变到这个地步,全是我的特殊职业所致。
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作家身分在某些时候形成助益。从前合作过的出版社杂志记者,多少留了情面。
仔细想想,最可怕的或许不是媒体工作者。尽管不乏高傲自大、咄咄逼人的记者,毕竟不是全部。而且,确定加害者的身分后,新闻媒体对我的兴趣大大减退。
直到最近,我才晓得他们纠缠不清的理由,原来是怀疑「作家父亲其实是凶手」。真正的凶手落网后,一名认识的记者告诉我:「坦白讲,我也是身不由己。每当孩童遭到杀害,我们总会把双亲当成头号嫌犯,社会大众也一样。虽然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却难以完全抛开这个疑念。」
「我明白,双亲就是凶手的案例实在太多。」
「或许在您听来,这只是借口。」比我年轻的记者皱起眉,一脸沉痛。
「但……」我发出不知能传递到何方的话声,感觉像出鞘的刀刺入对方侧腹,补上一句:「但这次不同,我们夫妇不是凶手。」
「我知道。」对方难过地点点头。
「我们不可能杀害亲生女儿。」
不仅是媒体,我们还受到许多不露面、不具名的恶意攻击。有时是邮件,有时是电话骚扰,网路上恐怕也充斥着超乎想像的大量流言。虽然凶手落网,社会大众仍不死心,反复叫嚣「你们夫妇才是真凶吧」。
此外,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绝大部分是透过出版社转交的实体信件,及一些电子邮件。刚出道时,由于我写的是类似风景画家传记的枯燥小说,感兴趣的读者不多。我必须再次强调,那些小说只能以「踏实」形容。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踏实的风格,不过坦白讲,就是卖不出去。然而,随着上电视的频率增加,小说卖得愈来愈好,加上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效应,读者更是多到我无法掌握的地步。尽管都是读者,感受力与认定的常识却各不相同。案发后,他们寄给我的信中包含不少令我无法承受的言词。不论鼓励或批判,于我都太过沉重,看了两封便再也看不下去。
这一年来,我与妻子在家里淋着恶意形成的倾盆大雨,每天都像落汤鸡。雨滴穿透屋顶,直接打在我们身上。
我们愈来愈深入思考何谓「良心」。
「你知道吗?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具备良心。」美树那天对我说。
她跟我一样,承受媒体与一般民众的无情对待,当然也对「良心」这个议题产生兴趣。
「之前我在有线电视频道上看到的。」她接着解释。
「新闻节目吗?」从一年前起,我们几乎不看新闻节目。
「不,是往昔某个摇滚乐团的纪录片。那个乐团的鼓手在接受采访时咕哝:『听说在美国,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不把良心当回事,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这种人被称为『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我想起早年为了写小说阅读的几本书籍。「有些书上说,他们拥有冷酷的大脑。」
表面上,这种人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他们一样会生儿育女或饲养宠物。不仅如此,他们多半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不少人成就卓越。只是,他们没办法和他人产生共鸣,遵守社会规范的意愿极低,毫无「良心」,完全不在乎自身的行动会造成多大危害。
「这些人『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咦?」
「这是书上写的。一般人怕伤害别人或逾越规范,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但『精神病态者』不受良心钳制,他们是无敌的。世上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原来如此。」美树不带情感地低喃。
「这种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痛苦。」
「即使再怎么给别人添麻烦?」
「是的,他们不痛不痒。不过,这不代表他们都会犯罪。虽然他们会伤害、利用别人,却不见得会做出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世人容易理解的犯罪行为?」
「这是书上的用语。那书上说,因精神病态遭到逮捕的只是少数特例。」
「好比那些将我们当罪犯看待的记者,也没遭到逮捕?」
「没错。」我点点头。
「二十五人中就有一个……」美树若有所思。从她的表情,无法判断是震惊于比例之高,抑或认为这是合理的数字。
「不过,这类统计数字的可信度颇低。这种人多半是一般百姓,搞不好就是隔壁邻居。他们过着普通生活,大多具有魅力且天资聪颖……」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发出呻吟,妻子也不禁皱眉。尽管不是我们谈起这个话题的目的,一张面孔仍浮现眼前。
那个毫无良知,完全不在乎伤害他人的男人。终结女儿人生的那个年轻男人。
我察觉又有人按铃。
要是打开大门,记者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气势汹汹地冲到我身旁,还是战战兢兢地缓缓靠近?「山野边先生,抱歉在您如此疲倦的时候登门打扰。能不能请您针对判决结果发表一点感想?」他们或许会这样开场。
若是「一点感想」,踏出法院时我早就发表过。
这种判决实在难以置信,我非常错愕。没想到法官会判无罪。
我照本宣科般说出这两句话。
这样大概无法满足记者。或许,此时聚集在家门前的是不同批记者,需要我重复相同的台词。无数想法在脑海扩散,一层叠着一层,宛如不断推向沙滩的重重波浪。各种念头互相交错、堆叠。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试着调整呼吸。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双手轻轻交握,闭上双眼,放空脑袋,让自己处于「除了活着什么也不做」的状态。这一年来,我都是如此缓和情绪。
脑海响起吉米·罕醉克斯(注:Jimi Hendrix(一九四二~一九七〇),美国著名吉他歌手,其音乐及吉他技巧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曲子。「我没办法活在今天。不管是今天或是明天。我在今天找不到任何乐趣。」
吉米·罕醉克斯如今已不在,无法「活在今天」。
去年夏天女儿惨遭杀害后,「今天」便不曾造访这个家。
不仅是二楼的女儿房间,家里处处都残留她的身影。
她曾坐在客厅的桌前,看着电视,边拿汤匙舀食物。有一次,她嘴里塞太多小番茄,连连眨眼,慌得不知所措。当时她五岁。
她曾背书包站在玄关,明明根本不懂意思,却嚷着「爸爸,我要出征了」。当时她正要去参加入学典礼。
她曾半夜起床上厕所,太怕黑而故意大声唱歌。当时她就读小学三年级。
她曾失足摔下楼梯,痛得嚎啕大哭,被吓得面无血色的我及妻子抱在怀里。当时她才上幼稚园。
家中的墙壁、柱子、榻榻米、纸拉门、地板、冰箱、洗衣机、窗户、窗帘、电视、书架、天花板的花纹,甚至是马桶上的缺角,都残留着关于女儿的记忆。我不禁产生错觉,仿佛将其中一样切下来,用自己的身体给予温暖,女儿就能重获生命。
关于女儿的回忆,并非仅限重大节庆或特别的日子。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女儿说过的每句话、做过的每件事,她的一颦一笑,生气的神情,认真踩脚踏车的背影,及感冒躺在棉被里的模样,填满我们的内心。然而,她已不存在这个世界。十岁那年,她的生命消逝,我们痛切体会到何谓「失去生存的希望」。
妻子美树曾说,倘若活着就得承受这种煎熬,她宁愿不要出生。那是黑暗真实的懊悔。只是,没人能决定自己要不要被生下来。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再想深一点,任何人都有死亡的一天。既然得面对这样的恐惧,既然死亡迟早会降临,不如一开始便不存在。
「外头那些媒体记者,搞不好今晚就会离开。」我开口。称呼那些人为「媒体记者」算是很大的进步,以前我都叫他们「混蛋」。
美树坐在沙发上玩着桌上的数字游戏。有点类似填字游戏,必须计算数字,填满每个方格。这一年来,我们经常玩那个游戏。为了消磨时间,我们不断填着数字。进行「计算」时,脑袋便会屏除不必要的思绪。
「那些媒体记者干嘛缠着我们不放?你不是早就发表过感想?」妻子并未生气,纯粹提出内心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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